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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2期
12个内容
作者简介：欧阳忠明，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江西南昌 330031）；任鑫，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江西南昌 330031）；王燕子（通讯作者），讲师，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经管学院（江西南昌 33003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教育学青年课题“新型职业农民成长轨迹与培育路径的实证研究”（CKA160232）。
引用：欧阳忠明,任鑫,王燕子(2020).实践共同体框架下新型职业农民成长研究[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32(2):85-93,103.
摘要：基于实践共同体能够丰富研究的视角，为理解新型职业农民成长提供理论分析框架和实践指导。在职业实践中，新型职业农民总是处于不同的实践共同体中，并实现动态性成长。新型职业农民成长是一种持续发展且不断学习的历程。在该历程中，实践共同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利于新型职业农民获取职业发展的知识与技能，建构职业实践的意义，并实现身份认同。新型职业农民在实践共同体中的成长呈现出的特征：一是在不同阶段所参与的实践共同体性质有所不同；二是在不同阶段参与实践共同体的目标有所不同；三是在不同阶段所参与的实践共同体难度有所不同，呈现出从易到难再到相对容易的态势。然而，参与过程的隔离状态、难以有效寻获所需的共同体和难以实现对话的对称性，削弱了新型职业农民在实践共同体中成长的效果。实践共同体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创设了重要场域，因此应积极培育多种实践共同体，为新型职业农民有效融入提供载体。新型职业农民应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选择合适的实践共同体。新型职业农民要保持高度的“自我效能感”，就需要利用自身的信息和资源，坚持不懈地参与并有效融入。
关键词：实践共同体；新型职业农民；成长历程；质性研究
当前，农业现代化发展诉求需要新型职业农民具备科学的生产、经营和管理等相关知识。传统农业固有知识的有效性日益受到质疑，且这种质疑逐渐延伸到知识迁移方法的合法性。知识强调情境性和即兴创造性，只有通过在实践中的应用才能够真正被理解。为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将知识创造和学习转向了社会参与视角。美国学者莱夫和温格指出，实践共同体关注知识、实践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通过实践共同体，学习首先被视为一个社会建构与知识分享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知识传递的过程。温格认为：“我们共享一种愿景——实践共同体，将有助于塑造社会，并且为日益流动的、全球化、不断变革的世界提供新的稳定点和连接点”（Wenger，1998）。实践共同体有助于个体获得心灵的共同温暖、思想的共同成熟和知识技能的协同发展。在日常职业实践中，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总是处于不同的实践共同体中，那么，他们在融入实践共同体中获得何种成长？呈现出什么特征？存在什么样的障碍？基于质性研究方法论，通过个案的叙事探究，力图描绘实践共同体框架下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路径。莱夫和温格认为，实践共同体用以表达一种“基于知识的社会结构”，并强调了“学习即实践参与”的观点。它是指这样一群人，他们因为共同的爱好、兴趣、热情等聚集在一起，相互介入、共同分享，从而加深对该领域专业知识的理解。实践共同体成为了实践参与的重要载体，也被视为学习的重要隐喻。作为社会学习理论的重要概念，实践共同体将学习视为一种社会参与、意义协商以及个体身份建构的过程（如图1）。
图1 实践共同体的理论要素（Wenger，1998）
实践：一种探讨维持相互参与行动、共享历史与社会资源的方式。温格认为，“学习是实践的引擎，实践是学习的历史”（Wenger，1998）。实践不是稳定的，而是连续性和断续性的结合，实践也不是一个对象，而是一种自发的建构，既具有易变性又具有弹性。在实践理论下，学习是实践共同体产生的原因，是社会结构的一个来源。共同体：一种探讨社会结构的方式。在这种社会结构中，我们的事业值得追求，而参与作为一种胜任能力被承认。正如温格所言，实践与共同体并不是简单的连接，而是“定义了一种特殊类型的共同体，即实践共同体”（Wenger，1998）。联合事业、相互介入、共享智库是实践共同体的三大维度，也是区别于其他共同体的必要特征。从某种角度上讲，“实践共同体可以被认为是学习的共同历史”（Wenger，1998）。个体知识经验的获得与身份的建构都是在共同体语境中发生的。意义：一种探讨能力不断变化的方式。作为日常生活经验的意义，存在于意义协商的过程中，包括参与（Participation）和具体化（Reification）两个方面。参与主要是用以描述共同体成员资格和积极参与生活世界中的社会经验。具体化是“将一个抽象的存在作为实质上的存在，或一个实在的物质对象”（Wenger，1998）。具体化的过程为意义协商提供了沟通的捷径，将意义协商的经验凝结在“物化”对象的过程中，使意义协商变得有组织。参与和具体化统一于意义协商中，并彼此关联。身份：一种探讨学习如何改变我们是谁以及创造我们在共同体中成长的方式。身份理论关注于人的社会构造、主体文化的解读以及成员符号的创建和使用（例如成人礼）。身份形成是一个双重过程：一方面是认同，包括一致、和谐、认可等，它为自我认同的建构提供经验和物质；另一方面是协商，包括冲突、怀疑、斗争等，它暗示着个体对共同体的塑造。如果说认同是特定情况下身份发展的结果，那么协商就是身份发展的动力。个体身份的发展正是在这种合作与竞争、认可与怀疑、和谐与冲突的语境中不断进行。实践是共同体一致性来源，联合事业、 相互介入、共享智库是实践共同体的三大维度（如图2）：
图2 实践共同体的实践特征（Wenger，1998）联合事业。实践共同体是一个集体协商的结果，反映了共同参与的复杂性。因为共同参与不需要同质性，所以联合事业也不是任何简单意义上的协议。事实上，在一些共同体中，分歧可以看作为事业的生产部分。联合事业不在于每个人都相信同样的事情或同意一切，而在于共同协商。相互介入。参与者的共同参与是实践作为共同体一致性源泉的首要特征。实践存在于人们参与行动以及与他人意义协商的过程中。因而，实践共同体中的成员处于一个相互介入的关系网络中。共享智库。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员在追求共同事业的过程中创造了意义协商的资源。实践共同体的智库包括共同体在其存在的过程中产生或采用的语言、工具、处事方式、故事、手势、符号、流派、行为或概念等，并且这些已经成为实践的一部分。它包括成员创造关于世界的、有意义的陈述话语，以及表达成员资格和作为成员身份的形式。正如澳大利亚O’Kane等人（2008）的观点：“实践共同体在农业中的直接应用受到限制”，国内外关于实践共同体中新型职业农民成长的研究也相对较少。国内研究主要体现在新型职业农民学习共同体和培训共同体中。有研究者指出，学习共同体对创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提升培训品质具有重要意义，并提出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中学习共同体的建构策略。“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共同体是集精神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实践共同体三重意蕴于一体的有机结合体”（张胜军等，2015）。也有研究者强调，学习共同体还未真正融入到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学习的研究中（何超群等，2016）。在国外，相关研究者则对实践共同体对职业农民的成长进行了深入探讨。O’Kane等人（2008）基于参与和话语的视角，探讨了实践共同体在理解农民决策中的作用。英国Morgan（2011）将实践共同体用于考察有机农场主（Organic Farmers）的社会学习，并基于对三种不同协会类型职业农民团体的实证研究，比较了不同协会类型下职业农民的参与程度，探讨了传统农民如何通过自己的相关经验转变为有机农民的过程。摩洛哥Faysse等人（2012）通过对两个乳品合作社的比较研究，发现职业农民更愿意同合作社的同伴交流；核心职业农民在讨论与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同发展时期合作社所需的支持来源有所不同等。厄瓜多尔Rebaudo等人（2014）将实践共同体理论用于病虫害管理知识扩散研究中，考察了群体决策、群体间关系、共同参与等如何影响成员的想法和行为，从而影响共同体的病虫害管理水平。荷兰Benard等人（2014）探讨了科学共同体中影响猪农和科学家之间共同学习的因素，强调互动对话能够增强科学家与职业农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理解，科学知识的可用性和可靠程度也会影响他们之间的交流。同时，了解职业农民的本地环境和生活方式对于共同学习大有裨益。基于实践共同体理论框架以及相关研究成果，本论文主要探讨“新型职业农民在实践共同体中如何成长”。基于该核心问题，其衍生出如下问题：（1）新型职业农民在实践共同体中获得什么成长？（2）新型职业农民在实践共同体中的成长呈现什么特征？（3）新型职业农民在实践共同体中的成长存在什么障碍？质性研究是探索和理解个人意义的一种研究方法论，目的是对被研究者个人经验和意义建构做“解释性理解”或“领会”，研究者通过自己亲身的体验，对研究者的生活故事和意义建构做出解释（陈向明，2000）。成长是生命中的一种发展历程，人们围绕困扰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答案来规划职业，并不断学习。正如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观点：“我们必然不可避免地以叙事的方式理解我们的生命，把生命当做一种追寻”（欧阳忠明等，2017）。新型职业农民在实践共同体中的成长是一个开放性、过程性、情境性和描述性的问题，与质性研究方法论高度契合。作为质性研究方法之一，叙事探究是学习叙事地去思考、叙事地关注生活并且把研究者定位于隐喻的三维空间（时间、个人-社会、地点）中的过程（凯瑟琳·马歇尔等，2015）。叙事探究抓住人类经验的情境性、时间性、主观性等故事性特征进行研究（丁钢等，2010），用故事化的形式来理解故事本身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在现场的任务不但是寻找和聆听别人的故事，更是要去体验和经历生活，不是回避而是积极地去观察现场、感受现场、记录现场（Clandinin et al.，2000）。2017年，农业部印发的《“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对其做出了界定：新型职业农民是以农业为职业、具有相应的专业技能、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生产经营并达到相当水平的现代农业从业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2017）。为此，根据该定义，本研究基于目的抽样原则，同时考虑同质性与典型性，在22个访谈样本中，选取了4位新型职业农民作为本研究的个案（如表1）。
叙事探究关注“寻找并听到的故事”。记忆倾向于消除细节，留下一种示意性的场景轮廓（凯瑟琳·马歇尔等，2015）。因此，研究者在记录现场笔记的同时，征得合作者的同意，对访谈进行了录音。在对现场文本转化过程中，研究者比较注意呈现双重现场文本：一方面，通过对访谈录音进行如实转录，形成现有情况的现场记录；另一方面，通过关键词、停顿、语气词等特殊“讲述”，形成表现其内在情况的日志记录。双重现场文本提供了研究的分析资料。在文本分析时，本研究采取“类别-内容”叙事分析模型对文本进行分析和诠释。共同体在追求联合事业的过程中创造了意义协商的资源——共享智库，它是共同体意义经验的集中体现。这些智库组合拥有各自的专业术语，并具有特定的用法，共同体成员交流经中常谈及的词汇呈现了他们实践活动的状态，例如，JKJ口中的“萎凋”、LAJ提到的“套袋”、ZL所说的“分流模式”和ZB谈到的“发酵”等术语。这些“话语”不仅反映他们各自所处共同体的实践过程，也反映了实践共同体的发展历史。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往往依赖于不同的实践共同体，且共同体的共享智库对他们新的职业实践具有重要指导作用。表2梳理了4个样本在不同实践共同体中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这些具体化知识和技能的获得，为新型职业农民开展实践提供了诸多支持。
每一个实践共同体都有区分于其他共同体的共享智库。新型职业农民总是会参与到不同的实践共同体中，因为共同体的智库是意义协商的资源和经验，所以，它在动态和交互的意义中得以共享。新型职业农民在参与不同实践共同体过程中，不断共享着共同体成员的知识经验，前一共同体意义经验的获得为新型职业农民参与新的实践共同体提供了知识基础，同时也为其进入新的实践共同体提供了合法性边缘参与的身份。在不同实践共同体中积累的知识技能为新型职业农民建构职业意义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温格的意义理论试图说明人们产生自我意义的方式，这些不同于语言哲学或逻辑哲学中的意义理论，往往与我们“拥有”意义的能力有关，涉及社会参与和权力关系，是一种日常生活经验的意义。新型职业农民在实践共同体中不断积累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够持续提升建构意义的能力。这为新型职业农民进一步参与职业实践提供了基础，是不断建构职业意义的保障。同时，意义建构关乎个体的成长，具有明显的情境性、经验性和社会性特征。因此，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实践意义的建构离不开其所处的环境与自身经验，而实践共同体正是他们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关乎日常生活经验意义的情境。从文本轨迹看，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实践意义的建构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序行进的（如图3所示）。随着事业的发展，4位新型职业农民参与的实践共同体也在发生变化。随着对其他实践共同体或更大实践共同体的关注，个体不断地建构与重塑职业的意义。职业初始期，新型职业农民大多缺乏对自身职业的深刻认识，在与传统农民的互动中，不断了解这一共同体的共同事业，并受其影响，往往将职业意义界定为一种物质保障与盈利的工具。职业发展期，新型职业农民实践共同体具有突破传统实践的勇气和理想，成员具有强烈的创新与试错精神，这使他们开始重新认识自身的职业，并将其界定为一种自我成长和超越，并逐渐形成品牌意识。专家的介入给新型职业农民带来先进理念和专业技术指导，新型职业农民对于职业的认识也逐渐跳出自我范畴，开始关注职业对集体和社会的意义，更加关注职业对其他及更大实践共同体的意义。例如，LAJ对“有机健康产品”的追求，就是源于她对其他共同体成员的极大关注，这一职业实践意义的建构对其事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意义建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相关共同体的实践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至关重要，在不断建构与重塑职业意义的过程中，他们也在不断地实现身份的有效认同。
身份是实践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理论。身份认同是指在人类社会群体中，个体之间的彼此认同，是关于“我是谁”“来自哪里”“到哪里去”等系列问题的追问。身份认同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本研究基于实践共同体理论，将新型职业农民的身份认同分为三个维度：个体认同——主体的自我认识；集体认同——实践共同体或其他成员对主体的看法；社会认同——其他社会成员对主体的看法。表3简单总结了4个样本的身份认同现状。个体的荣誉、资格证书不仅仅是个体身份的具体化体现，而且隐含着个体过去的经历、所处共同体中的参与情况以及个体经验对其他成员实践活动的影响等。因此，表3尽可能地运用具体化的荣誉和资格来表示个体的身份特征。表中内容是根据访谈数据大致提炼而来的，由于访谈操作失误以及其他因素，研究者未触及到JKJ和ZL的社会荣誉，但是研究者以他们作为访谈对象这一行为本身就能体现出社会对他们身份认同的程度。
根据样本的梳理，本研究发现，每个人的身份发展都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而促进身份发展的转折点往往是由于介入到新的共同体中。以ZB为例，他认为自己的身份有三次转变，即“公务员→农民→新农人”（如图4）。这种转变有赖于他所处共同体的变化。起初他所处的共同体赋予他“公务员”身份。从事农业初期，他进入到“传统农民实践共同体”，按照传统的经验方式实践，主要参与传统农民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意义协商。当所处共同体的意义经验不足以解决现实问题时，他返校学习。在那里他进入到新的实践共同体中，与专家建立了密切关系。可以看出，所处实践共同体的转变也成为个体身份转变的契机。认同是“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一种‘知道个人未来目标’的感觉，一种从他信赖的人们中获得所期待的认可的内在自信”（赫根汉，1986）。身份认同的过程是新型职业农民不断实现自我认知、集体认知以及社会认知的过程。在实践共同体中，他们不断建构着个人的未来目标，不断从其他成员获得认可与内在自信。因此，身份认同离不开实践共同体的语境。
（1）新型职业农民在不同阶段所参与的实践共同体性质有所不同研究发现，随着新型职业农民成长阶段的变化，他们需要的意义经验也在发生变化，当前一共同体的意义经验无法解决当下实际问题时，其所处实践共同体的性质也在慢慢发生变化。图5用一种粗线条的方式呈现了新型职业农民在实践共同体中成长的路径及性质。
不管是具有农业专业知识的ZB，还是毫无经验的ZL，他们4位的成长都始于向传统农民学习。长期的实践使传统农民积累了有效的农业知识与技能，这一共同体的知识具有显著的经验性和参与性。这种知识容易掌握，但有时又缺乏有效的具体化。因而，新型职业农民会逐渐参与到新型职业农民实践共同体中，试图运用新的思维方式去解决实践中的问题。这一实践共同体充满试错的勇气和探索的品质。ZB就是在这一共同体中，不断探索试错，体验相关成员的失败经历，从而极大地降低了自身的成长代价。专家实践共同体具有丰富的专业实践和理论知识，能够将JKJ口中的许多要靠自己“悟”的知识，具体化为标准的时间值等，这使新型职业农民的实践活动具有了可视化的具体规范。同时，专家往往具有更先进的理念和新颖的经验，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另辟蹊径，从而成为他们成功转型的关键因素。成功转型的新型职业农民也会为广大创业者提供“典型故事”，并参与到其他实践共同体或更大实践共同体中。因此，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总是在多个实践共同体相互交织下进行。这些实践共同体的性质和地位各不相同，它们出现在新型职业农民成长的不同阶段，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2）新型职业农民在不同阶段所参与的实践共同体目标不同新型职业农民在职业化各个阶段具有不同的学习目标，“从职业初始期的‘知识累积’到职业成长期的‘知识顺应’，再到职业发展期的‘知识创造’，新型职业农民的学习目标存在按阶梯式向上发展的变化过程，且每一个阶段的发展是建立在前一个阶段基础之上的，目的是匹配不同职业化阶段的任务需要”（欧阳忠明等，2017）。不同的成长阶段，具有不同的学习目标。因而，新型职业农民在不同阶段参与实践共同体的目标也是不同的（如图6）。入职初期，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知识较为缺乏，为了能够尽快有效地投入实践，他们往往会选择参与到传统农民实践共同体中，跟着农民师傅学习，这一实践共同体会使他们快速积累大量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投入农业实践奠定了基础。他们不断将这些知识技能应用到实践，在不断解决问题过程中，会产生许多新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不能在原有共同体中得到解决，此时，他们就会寻求新的解决之道。他们往往会基于“问题解决”的目的寻求同行和专家的帮助，通过新型职业农民实践共同体或专家实践共同体来解决相关问题。随着事业逐步迈入发展期，新型职业农民面临的实际问题也发生了变化，例如，企业管理、产业升级、产品开发以及销售途径等。这时，他们会多渠道、多方位、多领域的参与到不同的实践共同体中并进行合作学习，以应对企业发展面临的多重问题。因此，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新型职业农民参与实践共同体的目标也不尽相同。
图6 新型职业农民不同成长阶段参与实践共同体的目标（3）新型职业农民在不同阶段所参与的实践共同体难度不同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总是在多个实践共同体中进行，每一个共同体边界限制的强度也各不相同。研究者发现，新型职业农民在不同阶段所参与的实践共同体难度不同（如图7）。传统农民的实践经验易于学习和掌握，并能直接快速地应用于农业实践活动。同时，传统农民往往具有淳朴、诚实、热情等品质，更容易接纳和欢迎新成员，即使他们不善表达但也能几乎毫无保留地向新手传授已有的经验。传统农民实践共同体的这一特征，使新型职业农民几乎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到共同体中。新型职业农民总体数量不多，成功转型的更少，这一群体特征也决定了个体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实践共同体的难度。首先，这一困难集中表现在寻找共同体的过程中，例如，ZL所从事的孔雀养殖，在当地这类新型职业农民很少，这也使他难以参与到具有同类属性的新型职业农民实践共同体中。其次，要想参与到该实践共同体，个体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经验甚至行业影响力。因此，参与这一实践共同体的过程就比参与传统农民实践共同体的过程难度更大。专家在新型职业农民的转型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然而参与专家实践共同体并非易事。专家与新型职业农民之间的意义经验、思维方式、实践情境甚至所处的物理空间都存在较大差异，这不仅使两个共同体的相遇变得困难，也使他们之间的参与变得困难。然而，当新型职业农民获得一定的发展或成功转型后，他们在行业、社会的影响力不断提升，许多共同体成员都会慕名而来，此时，参与到其他或更大共同体的实践才会变得相对容易。
莱夫和温格用“合法的边缘性参与”来描述新成员被纳入实践共同体的过程，这是新型职业农民成为实践共同体成员的重要条件。边缘性提供了近似的完全参与，它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实现，包括减弱强度、降低风险、特殊援助以及更少的错误成本、严密的监督或降低生产压力。然而，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轻易地获得“合法的边缘性参与”的身份。温格和莱夫在一项关于“屠夫”的人类学研究中就发现了一种有关进入的“隔离状态”。这种情况也出现在了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中。例如，LAJ谈到：“我刚刚回家那会，父母和周边的人都不支持我，他们认为女孩子要早早嫁人，更不适合干这个。爸爸也拒绝和我谈及果树的问题，也责怪我辞掉北京的好工作。因为是女孩，我从小就很少真正接触苹果的种植和管理过程。村里也有人在背后说闲话，刚开始我真得很苦恼。”莱夫和温格指出：“合法的边缘性的关键是新手进入实践共同体并获得所有共同体成员所必须的资格”（J·莱夫等，2004）。个体要想成为共同体的一员就必须接触共同体广泛的实践活动，必须有机会与具有经验的、老资格的成员接触，这是获得成员资格的核心。然而，共同体文化氛围的影响、传统观念的限制、他人的评价等都会影响新型职业农民合法参与身份的获得。LAJ入职初期，最需要的就是参与到共同体的日常活动中，但由于共同体长期以来形成的性别印象，使成员在一定程度上拒绝和排斥LAJ介入共同体的活动。这就造成了LAJ进入实践共同体的“隔离状态”。边界是一共同体区别于另一共同体的界限，实践为共同体提供了边界。研究发现，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发生在多个共同体中，他们的身份认同也总是要求其进入不同的实践共同体中，特别是与专家之间的交流。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一个边界问题。边界交流在ZL的成长中极为显著，与此同时，边界限制也显著地体现在他的成长中。按照ZL的说法，国内很少有养孔雀的专家，许多问题都得不到确定的解决方法，他在不断地试错过程中慢慢总结和积累经验。专家虽少，但现实中还是存在的，只是因为他们之间的边界限制未被突破。新型职业农民在成长过程中都想和专家牵手，都希望自己的实践能够获得专业人士的支持和指点，希望在需要帮助时找到合适的人选。然而，研究发现，许多能够和专家牵手的新型职业农民，大多都是因为自己的实践活动引起了专家的兴趣。正如LAJ所言：我们的苹果逐渐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当时就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专家对我们的果园产生了兴趣，并与我们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也就是说，专家指导在一定时间内具有滞后性。学者赵健（2005）曾指出，“大手拉小手当然很好，但是小手找到大手很难”。意义协商是共同体成员不断建构意义经验的过程。意义协商的过程能使个体参与到其他成员的日常实践中，成员的多样性有助于个体意义协商中的学习发生。作为人类意义映射的语言肯定是一种具体化的形式，但不同的共同体拥有不同的语言结构和对同一词语的特定理解。就拿“人”这一具体化的形象来说，社会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都会有不同的解释。农业专家所处的共同体拥有自己的语言结构和概念模式，它与新型职业农民所处的实践共同体的语言结构显然不匹配。正如ZL谈到的那样，“专家讲的往往是一些理念性、概念性、抽象性较强的东西”。新型职业农民的话语则往往侧重于实践性、可操作性。这就造成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千千万，用之则寥寥无几的现状。这种话语的差异造就了对话的不对称，削弱了新型职业农民参与实践共同体的效果。这就要求专家应尽可能地利用与学员之间的共同话语，创造一种沟通捷径，使培训或交流产生一种有效的意义协商，让对话成为一种有效的沟通形式。对未来研究的启示。学习并非仅仅在单个的个体身上发生，相反，学习总是嵌入在一个社会性的情境之中，这个情境是提供冲动、设定能够以及如何学习什么的框架（克努兹·伊列雷斯，2010）。本研究基于实践共同体的视角，从个体学习向社会性学习转向，动态性地揭示了新型职业农民成长的图景、特征和问题。研究者以为，新型职业农民作为一种新兴群体在实践共同体中的成长依然具有诸多研究空间。第一，新型职业农民在实践共同体中如何通过学习来累积知识与技能、建构职业意义和实现身份认同？虽然实践共同体拓展了社会学习的概念，但是联系到个体学习，却有所缺失。为此，基于实践共同体框架，揭示新型职业农民在其中使用的学习策略就非常必要。第二，由于实践共同体的性质差异，其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是否有所差异？Morgan（2011）基于三个实践共同体的个案比较研究发现，由于共同体成员的距离、成员标准的差异，三个实践共同体对职业农民成长有所侧重。为此，如果需要从理论上为新型职业农民提供精准性指导，则需要研究者对不同实践共同体的价值进行深入挖掘。第三，实践共同体最为重要的特点在于它对社会水平的综合性和一致性的理解——而心理和人际的水平则仅仅作为扩展或范例加以介绍（克努兹·伊列雷斯，2010）。然而，在很多研究者看来，个体的心理和人际水平无疑对其融入实践共同体具有重要支撑作用。为此，基于心理学、组织行为学或社会学视角，揭示新型职业农民在融入实践共同体中的心理状况和人际水平，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未来实践的启示。研究表明，实践共同体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创设了重要场域，成为其成长的重要推手。为此，推动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应该有效地利用实践共同体作为一种社会学习策略的价值。第一，积极培育多种实践共同体，为新型职业农民有效融入提供载体。无论是个人知识的建构，还是个人身份的形成，都基于一定的实践共同体，因此，它构成了理解知识和个体学习的基础。为此，相关部门可以利用信息数据的优势，根据人员性质、专业领域的差异，分门别类地培育传统农民实践共同体、新型职业农民实践共同体、专家实践共同体等，并把相应的共同体信息提供给他们；通过建立相关联盟、协会或朋友圈，帮助他们迅捷地与相关群体互动和交流。第二，新型职业农民应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选择合适的实践共同体。在职业初始期，新型职业农民应积极寻求传统农民实践共同体的帮助，快速积累有效的实践经验。在职业成长期，新型职业农民要充分发挥个体的积极性，利用自身及他人资源，从而获得专家或其他成功新型职业农民的支持。在职业发展期，个体必须突破现有实践共同体的边界，积极参与到与自身实践问题相关的共同体中，实现与多种实践共同体的合作学习。第三，“虽然有些学习者具有‘合法’的成员资格，处于共同体‘边缘’的位置，但如果他们不积极‘参与’（不投入），或者缺乏实践共同体所要求的对共同事业的追求，或者不具备必要的知识‘经验库’，他们都会陷入学习的困境，难以获得理想的效果”（陈向明，2013）。成人学习具有显著的自我导向性，心理资本与个体的自我导向学习高度相关（欧阳忠明等，2016）。因此，新型职业农民首先要保持高度的“自我效能感”，这就需要新型职业农民利用自身的信息和资源，坚持不懈地参与，从而有效融入。其次，新型职业农民要合理地归因，破解边界客体的差异，实现意义协商话语的趋同，从而在参与实践共同体的活动中保持“乐观”态度，通过“韧性”的打造，使得新型职业农民在融入实践共同体过程中拥有适应能力、抗压能力。最后，通过提供真诚性、发展性和积极性反馈，增强新型职业农民融入实践共同体的“希望”。当前，关于新型职业农民成长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基于实践共同体的视角能够丰富其研究成果，为理解新型职业农民成长提供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和实践性指导，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然而，由于方法论和实际操作中的局限，本研究依然有进一步拓展空间，主要体现在：第一，样本量的局限。虽然质性研究强调“目的性”抽样，有利于深入挖掘样本故事并建构理论，然而，其所建构的理论能否得到大众认同，还需要通过大样本的定量研究来深入检验，从而论证理论建构的科学性，并发现相应的不足。第二，新型职业农民参与实践共同体的范围尚需要拓展。虽然基于样本的故事深描，发现新型职业农民在成长过程中会逐渐参与到传统农民实践共同体、新型职业农民共同体、专家实践共同体和在线实践共同体当中，然而，由于研究者对样本故事敏感性不够、样本范围的局限性以及技术操作的失误，导致新型职业农民参与实践共同体的范围偏小且分类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这就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通过加强方法论学习和样本量的扩大，力争使理论建构更趋完善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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